戴维·莫利的这本文化研究的专著,可以说是严格按照西方科学研究规范套路所著,从目录来看:第一部分,理论框架;第二部分,具体受众研究;第三部分,研究发展;第四部分,研究方法论述;第五部分,扩大研究框架;第六部分,回归到现实生活。基本上是按这一思路完成的。
上次学习过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本周作为霍尔学生的莫利亲身实践,通过对电视受众的文化研究,一方面证实了霍尔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发展并突破霍尔模式,更关注电视观众观赏这一社会过程本身,主张受众研究应该更考察日常生活场景中的意义的框架与受众的亚文化群体类型之间的关系。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的西方学术传统的某种规范,以及其在传播研究领域采用民族志(或称人种志)这一标新立异的做法,当然还会看到作者总是期望自圆其说,但总是有根本制肘存在的问题之处。我认为了解西方这种科学实证规范对我们来说是指明方向,发现作者的问题,亦可以帮助我们多多思考,所以说,这本书这两方面都很突出。
首先,我想先讲一下这本著作的可取之处:
(1)创新的研究方法。
莫利对媒介受众研究方法做出了巨大贡献,参与观察、受众访谈、人种志,尤其是人种志方法。这些方法所强调的重点是整体性,关注的是行为的情境,强调必须在家庭消费过程的动态和结构中去理解收看电视的行为。莫利可以说深受格尔兹“厚描”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他的研究也有浓厚的人类学色彩。所谓“厚描”就是广泛的收集、利用信息资源,深入堆积成山的推论和隐喻的结构,然后从这些结构日常生活交换过程所用的话语中另辟蹊径进行研究。那么为什么如此呢?莫利的同事希尔福斯特形象的用一个比喻“传播是条鲤鱼”来说明我们理解传播的前提是在思考和研究中必须整合传播的环境和行为。同时莫利指出人种志研究的对象客体应该是嵌入式受众,认真的考察当代社会中电视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复杂性。
(2)周密的研究设计。
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第二和第三部分《全国新闻》《家庭电视》两个阶段,当然从研究时间上就可看出两者的递进关系,前者的目标是理解和证明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模式,而后者将看电视的研究设置在家庭这个更为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进行参与性研究和访谈,即莫利所说的自然的家庭语境。在《全国新闻》的研究中,莫利完整、清晰介绍了整个研究,包括为什么选择这些受众,选择研究的问题,焦点访谈式和小组访谈的研究方法和完整的对象记录,以及最后以此得出的结论,堪称完整性的代表,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家庭电视》是在对《全国新闻》的一定批判思考下所做的研究,莫利也清楚的交代了他做出修正的原因,并加入了社会学层面的探究,我认为这点是值得我们参考的,我们往往会对自己的研究采取坚信不疑的态度。
(3)访谈的深入、细致,资料的具体、详实。
莫利使用了大量的访谈资料,并且这些资料均是某人关于某一个问题较为完整的回答,而不仅仅是一个大致意思的归纳。我认为这是民族志研究中最不容易处理的问题,我们要询问什么,怎样尽可能不在干扰访问对象思路的情况下把这样的谈话记录下来,其实这是具体操作中首当其中的困难。还有与之相关的如何分析访谈记录,例如检查实际的语言形式,使用的词汇、隐性概念框架、公式构建策略等等分析策略。
同时,如我前面所述,莫利的研究仍有很多不能自圆其说,并不完美的地方,需要我们能够从中体会到:
(1)两项研究的受众,是否具有普适性意义。
例如所选来自伦敦南部工人阶级的18个家庭,这样的受众是否合适,这是这类受众研究始终无法规避的问题。批评的观点认为莫利的电视关中家庭收视更具微观社会语境的强调。莫利对此的反驳认为其研究是“垂直层面”的,是与日常生活中电视的消费、使用及功能的分析整合起来的,在“从客厅到国家/国际”一节中,莫利更是坚信普通的客厅不但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政治冲突发生的场所,而且还是进行性别和年龄的政治角力的主要场所之一等有缺陷的力作支撑的空乏辩解。其实,我认为读者是无法从单一的电视研究中来理解更广泛的电子媒介的发展情况及其意义的,反之,这样的研究,所谓的“深描”又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适性呢?此举以小见大又有何意义呢?
(2)作者在提出自己理论观点时,更多罗列和依赖前人的研究成果,让读者无从抓住作者的重心,降低了阅读兴趣。另外,在对很多理论的表述上见头不见尾,有堆砌观点,增强理论深度之嫌。有些地方总感觉是在为别人的理论,观点提出新的证据,大大降低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当然,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些缺陷而否定其价值。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从方法论上讲,莫利对电视关中收视行为的社会学和符号学的研究,在传播领域开启了一系列民族志受众研究的先河,从地位上说,总是承上启下的意义,像后面的《媒介事件》、《意义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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